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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岳川:北大精神与中国文化气象
发布时间:2015-01-21 17:13       文章来源:立身国学教育            作者:钟永新               点击量:

核心提示:王岳川教授,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,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,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,北京书法院副院长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  【钟永新专栏】(文化访谈系列之三)

  王岳川:北大精神与中国文化气象

  ——访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
 


 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接受访谈。赵萌 摄

  【人物简介】王岳川教授,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,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,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,北京书法院副院长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,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,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,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,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。

  在学术上主张“发现东方,文化输出,会通中西,守正创新”;提出“国学根基,西学方法,当代问题,未来视野”方法论,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,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。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。长期临习汉晋唐诸帖,尤好二王和颜书,对草书最用力,力求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。书法理论上提倡“文化书法”,坚持“回归经典、走进魏晋、守正创新、正大气象”,致力于汉字书法文化的世界化,并逐步达到汉字文化的世界化。

  【阅读提示】

  ◆ 要有“义理之学、辞章之学、考据之学”的治学态度,“义理”就是要懂得哲学、逻辑和思想史的演变;“辞章”就是表达要有文采;“考据”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。

  ◆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就是季羡林这样的精神——学贯中西、谦虚谨慎、奖掖后进、止于至善。我认为季羡林这代学者,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定要保持个人的学术独立和思想的前沿性,要有与众不同的精神表达方式。

  ◆ 每个人在国内是什么样子主要关乎自己的形象,但一旦出国就关乎中国形象,故应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和捍卫者。

  ◆中国文化的底线不能丢,个人对文化的终极关怀不能丢,中国文化的DNA不能丢,这个根和本就是正路,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本真所在!

  ◆我在北京大学提出了北大书法的“十六字教学纲领”:“回归经典、走进魏晋、守正创新、正大气象”。

  会通中西才能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视野

  钟永新:王教授,您好!您在《我的读书生涯》文中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,能否请您首先谈谈您在治学路上印象最深的一些重要阶段?

  王岳川:每个人的治学道路都不一样,我的治学道路可能不具有普遍性,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某种个体的意义。

  我的治学历程简而言之就是努力做到“会通中西”,可分为三个阶段:

  初级阶段是中学时代。我的国学底子基本上是在中学打下的,包括以下几方面:1)中学时我已经阅读和背诵了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等很多经典;2)我五岁开始学写书法,但是从中学开始才真正具有书法意义而不是仅仅写字;3)我从初二开始演奏国乐二胡并学习小提琴;4)我的国画是跟重庆著名画家苏宝桢的学生徐华明老师学的;5)我学习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芭蕾舞剧,而在高二创作小舞剧《野营途中》总谱。有人会疑问,那时候正处于“文革”,你怎么能搞这些文艺爱好,其实当时读经典只能是“地下读书”。今天的青少年,用手机、电脑可以下载无穷多的书却没有时间读了,天天看些三流电影,说些八卦新闻。而我们那时知识非常匮乏,虽然视野不宽,但只要静心,就可集中精力去精研一本书。有人认为中学不重要,选个好大学更重要,我则认为高中阶段对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尤其关键,它正好是孔子所说:“十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”的“十五”。古代人少年就已知道并计划要为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做些事情,今天一个胸无大志,匆促上阵者,高考后随便填个志愿,当然成为大才者少之又少。

  中级阶段是在大学。我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第一届大学生,77级的。上世纪1977到1981年正是全盘西化很厉害的时候,我不为所动,毕业学位论文选择的题目是《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》。我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个小阁楼看善本书,那时一听善本书都觉得这个词隔膜已久,而经过文革保存下来的孤本或珍本更少。我与图书管理员关系非常好,每天跟上下班一样,吃完早饭就去善本室,上午有课就罢了,下午还去,到了关门时就把白手套物归善本室。读古代经典后收获很大,大抵有以下几方面:一,它们是经过历史淘汰下来真正的经典;二,翻阅这些距今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书,印刷之精美令人心动,如今那些粗制滥造的书实在不忍卒读;三,它让我学会了一种治学态度,即“义理之学、辞章之学、考据之学”。“义理”就是要懂得哲学、逻辑和思想史的演变;“辞章”就是表达要有文采,光是满腹经纶,人家听不明白你说什么也不行;“考据”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,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,要毁掉一个民族首先是毁掉它的历史。我在大学时代研究杜甫就要有考据史论之学,研究杜甫美学就要有义理之学,研究杜甫诗的论文表达更要有诗性辞章之美。今天我写的文章还能让人读下去,与当时在大学四年,每天苦读14小时有紧密关系,除了在图书馆能够读书10小时外,回到自习室还要熬夜到很晚。我们那代人跟现在不一样,我们是经过“文革”耽误了十年的一代,那种要拼命补课,想全力把逝去的时光追回来的使命感很强。

  第三阶段是到北大读研选择了研究西学。现在我指导博士生写论文时,一般读硕士做国学,读博士就必须做西学;读硕士做西学,读博士就必须做国学。很多硕士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国学的,做博士想省事想继续写。我认为更换研究领域的好处可以让人换位思考,既站在中国立场又站在他者立场上看问题,就会少一些文化误读。我的文章里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少,基本是站在人类立场上,站在开放包容的角度写作和发言。北大读研结束后我留校任教,我现在做的都是我大本做的国学和读研做的西学的继续。但是,“会通中西”谈何容易,我们这代77级基本上可用8个字概括:先天不足,后天失调。“先天不足”是指我们的国学根底不足,不像胡适从六岁就开始读古文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,很多人在六岁时基本还不懂事。“后天失调”指的是很大年纪才出国,而民国时代很多人在20岁就出国留洋,像陈寅恪那样在西方一呆就十多年。我们这一代在治国学时总有点底气不足,因为四书五经、十三经没有融化到这一代的血液当中,我们还只是在做理性研究和说古人的思想,没有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说到西学同样也是如此,包括我熟悉的其他专家,年纪很大才出国,在西方呆过一段时间后还是感到有文化隔膜。我认为今后的青少年在22岁前要广泛学习国学,大学毕业后要到西方起码深造十年,这样才能“先天有足,后天有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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