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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孝经》: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
发布时间:2014-02-26 15:48       文章来源:国学网       作者:张京华         点击量:

核心提示:孝,上行下效也,先祖行、子孙效也,圣人行、贤人君子效也。凡我华夏子孙,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。

《孝经》:承接伟大的文化传统
孝经(资料图 图源网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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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词语仍然沿用,诠释却不相同。同样的汉字,古今观念理解差异之大,问题之普遍,称之为文化代沟、文化断崖,毫不为过。曾见学者引用“刷刷筷子洗洗碗”歌词作为劝孝的范例,细思之,子女“回家看看”,吃父母一顿饭,父母似餐厅老板兼大厨,子女只是白食客兼服务员而已。孔子因为“犬马能养”而否定单纯的“能养”为尽孝,而现在,依然被父母所养却成了劝孝的模本。

  古人尽孝有不同的等级。有孝敬,有孝养。如果没有敬,只有养,那么养就不能够称之为孝。另一方面,今人往往看重仪式活动,如跪拜、唱歌之类,又似乎只做敬,不做养,也不是完全的孝。曾子说孝:“养可能也,敬为难;敬可能也,安为难;安可能也,卒为难。”所说养、敬、安、卒,将孝划分为四个程度。古人又分孝为大中小三等,又分孝为始、中、终三段,甚至不孝也有等级。

  《孝经》一书,正文仅1800余字,但地位极为特殊。有学者认为《孝经》之称为“经”尚在汉代立太学讲《五经》之前,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,有“大本”、“总会”之称,可谓经中之经。

  《孝经》文本结构的最明显特征,首先是分列出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人五章,称为“五孝”。“五孝”各有不同的等级层面,名位高的人要求有更高的承担。

  “德教加于百姓,刑于四海,盖天子之孝也。”

  “保其社稷,而和其民人,盖诸侯之孝也。”

  “能守其宗庙,盖卿大夫之孝也。”

  “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,盖士之孝也。”

  “谨身节用,以养父母,此庶人之孝也。”

  此处“五孝”与上述孝道之大中小三等,始中终三段,意义不同,不可以一身而兼有之。身为天子诸侯,不可以与匹夫论孝;身为庶人,也不可以与天子诸侯论孝。

  《后汉书》载,汉明帝“当谒原陵,夜梦先帝、太后如平生欢。既寤,悲不能寐。即案历,明旦日吉,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。其日,甘露降于陵树,帝令百官采取以荐。会毕,帝从席前伏御床,视太后镜奁中物,感动悲涕,令易脂泽装具。左右皆泣,莫能仰视焉”。这段珍贵而感人的情节,顾炎武却有批评,认为:“此特士、庶人之孝,而史传之以为盛节!”

  由此自然产生出一个问题:孔子生三岁而父亡,未冠而母亡,原本无可尽孝,为什么要作《孝经》?孔子少孤,甚至不知父墓所在。如果他想冬温夏清,昏定晨省,左右就养,进奉饮食,像曾参那样“躬行匹夫之孝”,胡可得也?“亲戚既殁,虽欲孝,谁为孝?”如果他想“哭不偯,礼无容”,“擗踊哭泣,卜其宅兆”,像《孝经》所述孝子之丧亲那样,岂可得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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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孝经·三才章》:“夫孝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”此“行”字非个人行为之“行”,乃是人类生存、生命的运行,即如天地星辰的运转。“民之行”即人道、人文、文化、文明之意。人道效法天地而助成万物,故下文云:“则天之明,因地之利,以顺天下。”

  《孝经·庶人章》又云:“用天之道。”郑玄、陆德明、唐玄宗均解为“春生,夏长,秋敛,冬藏”。简朝亮云:“四时迭用其道。”日本《古文孝经》径作“用天之时”。可知天之经、天之明、天之道、天之时,皆一义,均谓天道四时五行运转之顺序。

  《孝经·圣治章》:“人之行莫大于孝,孝莫大于严父,严父莫大于配天,则周公其人也。”《孝经》一书称道先王、明王,而提到姓氏的只有周公。与“周公其人”此节最贴近的一段话,见于《中庸》:“夫孝者,善继人之志,善述人之事者也。”又云:“父作之,子述之。武王缵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。”又云:“武王、周公,其达孝矣乎!”可知古人言“孝”,有“善继”、“善述”之义。

  又《周礼·考工记》:“知者创物,巧者述之,守之世,谓之工。百工之事,皆圣人之作也。”此节言圣与贤、作与述最明。盖有世业乃有所谓承传,能开创、作始乃得称之为智者、圣人,能接续其志意与事业乃得称之为巧者、贤人。“圣”即“智”,《尚书·洪范》“睿作圣”。“贤”即“巧”,《说文》:“贤,多才也”。未有深通之智,不足以称为“圣人”;未有多才之巧,不足以称为“贤人”。故《考工记》此节亦可理解为:“圣人创物,贤人述之。”

  韩非云:“上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兽众,人民不胜禽兽虫蛇,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,以避群害,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‘有巢氏’。民食果蓏蚌蛤,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,民多疾病,有圣人作,钻燧取火以化腥臊,而民说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‘燧人氏’。”此即古人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公论。

  而创业虽难,垂统亦难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:“苟为善,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,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。”“善继”、“善述”而能“垂统”者,如此谓之为“孝”。陈澧云:“《孝经》大义在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皆保其天下国家,其祖考基绪不绝,其子孙爵禄不替。”此即《孝经》称道周公之意。盖能承接先祖基绪,则称之为“大孝”、“达孝”、“至孝”;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绪者,则亦不得称之为孝。故《考工记》一节亦可理解为:“先祖创物,孝者述之。”

  由此而言,《孝经》当可称之为一部教与学之经,一部上行下效之经,一部继承之经。

  《礼记》云:“作者之谓圣,述者之谓明。明、圣者,述、作之谓也。”此节论“作”、“述”之别甚明,然而《论语》载“子曰‘述而不作’”,学者于此议论纷纭。既称孔子为圣人,而孔子自言“述而不作”,何以称之为圣人?如谓孔子有作,则孔子所作在于何处?

  朱子《论语集注》解此节,约有三义:其一,以孔子语为自谦之辞。其二,以为孔子确为有述无作,是贤非圣。“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,定《礼》《乐》,赞《周易》,修《春秋》,皆传先王之旧,而未尝有所作也。”其三,孔子虽然不作,功业则超乎始作。“然当是时,作者略备,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。其事虽述,而功则倍于作矣,此又不可不知也。”

  《孝经》一书,以实情论之,文本多撮述经传,情节则孔子与曾参问答,而又篇幅简短。汉人虽重《孝经》,而其简册形制仅当经书之半。《六经》皆长二尺四寸,《孝经》一尺二寸。

  《贞观政要》载唐太宗谓侍臣曰:“帝王之业,草创与守成孰难?”房玄龄与魏徵各有所对,而唐太宗以为当草创之时则草创为难,当守成之时则守成为难。

  按《易经》有“随时之义”,《中庸》有“君子时中”。当其时之谓可,而时有盛衰。故当盛世之时,始作为难,绍述则卑卑无足论;当衰世之时,始作不可得,绍述则难能可贵矣。

  孔子当晚周衰世,故不可言始作,只可言绍述。刘炫曰:孔子“运偶陵迟,礼乐崩坏,名教将绝”。邢昺曰:孔子“生不偶时,適值周室衰微,王纲失坠,君臣僣乱,礼乐崩颓”。要之,孔子“述而不作”,孔子之时也。

  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,对于古学的守旧,亦即是重要的创新。故孔子之所为在三代当为述,在晚周则为作。当周文疲敝之时,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?当秦火之后,孰能保《六经》章句而守之?当民国“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之时,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?当此之时,似之守旧,实即创新。

  孟子称孔子为“集大成”,意谓孔子未能创始,而能善终。据邢昺推论,孔子作《孝经》之年在鲁哀公十四年后、十六年前。此时孔子之“述”,其实际作用甚至超乎先圣之“作”,亦犹《孝经》之“总会”甚至超乎《六经》。

  孝,上行下效也,先祖行、子孙效也,圣人行、贤人君子效也。凡我华夏子孙,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。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删述《诗》《书》之后,殿以《孝经》,越过天子、庶人之“五孝”而论“三才”,继论“孝治”、“圣治”,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,其实寄寓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、“达孝”一重境界。“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”“心乎爱矣,遐不谓矣,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!”盖意欲以承接三代文明为期许,以承接华夏神州固有的文化传统为胸怀。此则孔子之“孝”也,孔子之“作”也,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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